□林春荣

蔡京成功地推行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最有成效的改革，是和最高当权者宋徽宗皇帝的坚决支持分不开的，这个集绘画、书法、音律、诗词艺术为一身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绝。但宋徽宗迷恋权力，醉身于长生不老之术，在选择进或退之间，犯了致命的失误，激怒了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宋钦宗对于自己迟迟未能接上大位，迁怒于父亲的政治密友蔡京，连下五道诏书，把蔡京一贬再贬，从正国级降至副主任科员，实行断崖式的降级，并永远流放岭南。
历史已远去了无数的面容与身影，独留下几多的历史文物，仍在历史的废墟上大声疾呼。横亘在木兰溪上的木兰陂，如同万年的琴架，不停地弹奏文献名邦的文化交响乐。它是蔡京留给故乡的杰作，它是蔡京多次奏请、力主建设的大型水利基础设施，为南北洋平原的四季丰收奠定了基础，至今仍为兴化平原几十万亩农田灌溉发挥重要的作用。
也许研究史学的专家、学者从未忘记郑樵和他的史学巨著《通志》，在许多人的眼里，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中国史学界“三通”，读史的必了解、阅读这“三通”。可是，这部最草根、最民间、最洋溢着科学精神的鸿篇巨著，却淹没在岁月的灰尘之中，尘封在那些久远的历史里。郑樵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那个时代优秀的科普学家，他却沉没在时间的海洋里，偶尔探露出面孔，让人记不清他和他的《通志》。
当许多人重新翻开他的人生履历，感叹他艰难困苦的生命历程，感叹这个一生未取过一文俸禄的文人，其却在脱脱主编的《宋史》里有着一行不道德的文字，让郑樵百口莫辩，含冤在历史的档案里。
被元代历史学家脱脱冤枉的还有南宋后期文坛旗手刘克庄先生。如果从南宋文学史这个角度，来考察刘克庄的文学成就，考察刘克庄诗歌创作史，陆游、辛弃疾、刘克庄可以从时间、创作风格与创作水平上，连结成一部完整的南宋文学史。一代文坛宗主却沉没于历史的记忆里，《宋史》不仅对这样多才的优秀诗人只字不提，而且还对诗词中一些诗句、文字，进行断章取义的曲解，颠倒某些诗歌的创作背景，千方百计地把刘克庄的名字与诗歌尘封在历史之外。
元朝历史学家对莆田籍名人的历史打击，源于莆田人在宋末元初殊死反抗，源于莆田上下一条心，坚持抗元扶宋的忠心报国情怀，源于莆阳士子只读书、不科举的集体反抗。连主编脱脱在编写《宋史》时，也刻意把莆田人的顽强抵抗消除在文字之外。
公元1276年，元兵占临安，宋亡。时陈文龙仍赋闲在家，惊闻宋廷危亡，不请自出，领兴化军一千余守兵，与强大的元兵对决。陈文龙深知元兵不熟悉莆田的地理地势，便在囊山设伏兵，大败元兵。但元兵以数倍的优势兵力，很快地围攻兴化军城。陈文龙固守城门，与元兵周旋，拖住了元兵南下追剿南宋亡命朝廷的脚步。后因叛将勾结兴化军通判，打开城门投降，陈文龙被擒。历史并没有在这里马上结尾。大元王朝元帅唆都为了平息福建此起彼伏的抗元浪潮，以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在忠与孝之间，陈文龙选择了前者，他的《示儿诗》不仅表达自己一腔报国的忠肝义胆，也希望儿子与他一起共赴国难，连年逾七旬的老母亲也在福州大义渡绝食殉难。陈文龙，这个度宗朝文科状元，最终绝食于杭州西湖畔岳王庙，葬于智果寺边。
陈文龙的慷慨赴死，激起了莆阳子弟的同仇敌忾，其族叔陈瓒揭竿而起，率五百家丁、三千勇士，奇袭兴化军城，诛杀叛将。这个从未领过大宋王朝一文俸禄的义士，用这样铿锵的爱国情怀，来报答他的国家。还有那些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壮士，他们都是莆阳最优秀的乡民。历史前进的脚步总是踏着累累的白骨前行，陈瓒在城破粮尽之际，仍率家丁与元兵进行残酷的巷战，力尽被擒，坚决请死，被五马分尸。元兵为攻占兴化府城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死伤数千人，激怒了元兵，为此屠城三时，三万手无寸铁的莆阳子民死于非命。
兴化军城遭受浩劫之后，元朝加强了对莆田人民的统治，但身上流淌着先祖忠义的血液，莆田人民反抗统治的武装斗争从不间断，严重地打击了元统治者的嚣张气焰，直至元王朝的灭亡。
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感于莆阳人民的顽强抗元，有感于民族英雄陈文龙、陈瓒义薄云天的高风亮节，特敕封陈文龙为福州府城隍庙城隍爷、陈瓒为兴化府城隍庙城隍爷。这两位殊死抗元的英雄终将成人们心目中的神，成为世世代代人民心中守护城池、保家卫国的英雄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