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是夏禹六世孙少康的后裔，少康时封为方国，都城河南杞县，并以“杞”为姓。夏朝被殷商取代后，杞国或封或灭，命运多舛。
公元前十一世纪初，周武王克殷纣、在分封诸侯国时，为表示周天子“存亡续绝”之德，也要分封禹的后人，找到了杞国的后人东楼公，便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香火）”，属西周的异姓公爵国。
西周末期，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减弱，各国之间的相互争伐、强国兼并弱国的现象加剧。杞国既为异姓，又国小力弱，处于郑、宋、陈、魏、曹之间，便成了周围诸国扩张的牺牲品，处境岌岌可危，只得向东迁徙，进入山东。
春秋是一个强为刀俎、弱为鱼肉的时代，小国对大国必须惟命是听，而且要每年朝觐。杞国在山东，其周边环境是北有齐国、南为鲁国、东是莒国、东南方向是淮夷。它没有军事进攻能力，也没有防御能力，屡遭列国凌辱侵掠，不得安生，被迫不断迁徙，曾先后定都于山东新泰、安丘、诸城、昌乐等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情势下，为图生存和发展，杞人“忧天”了。但他们不是担心天塌地陷，而是忧心于国家大事。
古人心目中的“天”，有两个概念：一是自然的天，即风雨雷电、春夏秋冬、日升月落、生老病死、自然界的诸种现象与规律；二是人格化的“天”，那是在人伦社会之上的社稷、民族、国家。
如唐代诗人李白《梁甫吟》中有句：“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意思说：即使皇帝看不见我这一片诚心，我也仍然像杞国人怕天塌下来那样忧心于国家大事的。
又如，文天祥决心抗元卫国时所写《赴阙》中的“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南宋抗元名将张煌言《得故人书至自台湾》的“杞忧天坠属谁支，九鼎如何系一丝”，清代学者林昌彝在其《杞忧》诗中发出的“海涸山枯事可悲，忧来常抱杞人思”的感叹，都是将“天”比之于社稷。
杞人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其处理国事的具体环节中：
一是尽量避开锋芒，不断朝觐大国，以忍辱求和，减少或消除外部威胁；二是在各大国之间纵横开阖，通过积极参加大国所主持的会盟，以寻求大国尤其是霸国的庇护；三是通过联姻修好与各国的关系。
杞国就是这样开展一系列折冲樽俎的外交活动，来保全国家；同时，铸造武器，秣马厉兵，拥有常备军队积极备战，彰显保家卫国的决心。
因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杞国居危求安，自强不息，在缝隙中求发展，经夏、商、周直至战国初期（公元前四四五年被楚所灭），存续一千五百余年。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个大国在惨烈的兼并战争中倒下，而国力不如人的弱小杞国却救亡生存，成为有史以来国祚最绵长的国家之一，它不仅保存了古老的夏文化，而且积淀了丰厚的杞文化。
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为了考察夏代的礼制，曾到杞国去，获得一部题为《夏时》的书，就是后来学者多传的《夏小正》——中国现存最早记载天象物候和四时运转的书。杞国作为图存自强的千年古国，它在促进华夏文明的形成上有过重要贡献。
现在人们对“杞人忧天”的解释，多为贬意，释为“不必要的顾虑”、“无端地自寻烦恼”。其实，它“忧患意识”的文化意涵，对现在的为国之道应该更具有启迪意义，它是弱小杞国在大国包围下谋生图存的智慧体现，也是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艺术化描写。 (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