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书家与书作之“人品与书品”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一种认为：书品重于人品，或认为人品重于书品；一种认为：“既是书家唯书品可观足矣，又遑论人品”？或“既是书家唯人品为尚，又遑论书品”？这两种不同之观点与态度，都无不偏执于一端而难于让人折服。强调人品至上者，往往重学问修养而轻功力技巧；强调功力技巧者，又唯重书写技巧而轻人品和学问修养。为引证起见，又皆可罗列古今众多书坛之贤者与不肖者却失普遍性意义之特例，如：古之赵佶、秦桧、曾国藩，今之康生、江青、胡长青等。审美理论的两大基本体系与此不无关系。现代人所耳目能详的“自然物象论”与“人格象征论”，亦是各标其义，泾渭分明。本人通过多年的学习与实践，总是觉得：“艺无品不立”。
我们所论之书家，当然首先是人，而乃是书艺中之“行家”、“里手”。而欲创佳作离不开书家人品的滋养。尽管书法不能象工笔画那样用笔墨色彩较翔实地描绘与展示，也不能象文学作品那样用形象语言作细腻描写与彻底揭示，但它仍不失为高度抽象性的特点，更须人们以艺术象征之方法作直观抽象之感悟。
书家要做到“人品与书品”俱佳，就要“高韵、深情、坚质、浩气”，四者缺一不可。表现在具体的书法作品中，则关乎其文学、诗学、文字学、宗教信仰、政治态度以及社会精神生活诸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最典型的正反例证，大概莫过于同为北宋书史翘楚的蔡襄、蔡京这对族兄弟：前后两者一为名臣，一为权相，并且蔡京常炫耀其“始从兄蔡襄学书”，后俱为书丹高手。而蔡襄在主持建造史无前例的“洛阳桥”后，满杯激情地为造桥有功者撰文书碑，唯只字不提自己，认为作为知府不过只是“为众合乐”者而已。而蔡京却利用其权力和书艺，经常喜欢随处题勒，未免有为自己争名邀功之嫌，以至于让后人讥讽以其相爷之尊而欲强主书坛之盟，“想来也令人气馁”。为打击异己还曾经不惜牺牲同僚同乡七名大臣，一俱列入《元佑党人》并亲书其碑大颁全国府县（当然，这也是执行皇帝老儿的旨意所为）。结果千年后《洛阳桥记》仍与海天同辉，百姓景仰，而《元佑党人碑》早已灰飞烟灭。据说蔡京在九鲤湖题刻的“九天珠玉”还是家乡人怀念其“乡恋”情结，给予剔款灭名后，并且还要编个神话，说是“传为唐时仙人所书之遗迹”，才得以遗存。至今，家乡人还乐以引为典故，诫勉后人。
作者通过书法作品体现自己的气质、性格，寄托自己的情思，意趣和追求，即古人所说的“达其性情”；还可以通过书法作品表现自己在特定环境中的感受和情绪，即古人所谓之“形其哀乐”。既然如此，那么书法作品也就如同其它文艺作品一样无不打上书家思想感情的烙印。南宋抗金大闹朱仙镇中岳飞所书“还我河山”，清代虎门禁烟中之艰危时刻林则徐所书“忍”，更有如现代野心家林彪在其反革命纲领“五?一六”纪要中，所书“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等等，诸上数例，无论忠奸、正邪，我们不都能从其所书之中，窥见其心迹，透视其灵魂吗? （待续） （陈德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