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就喜爱写写画画,对书法情有独钟。小学时全校书法比赛得了奖,上中学是学校黑板报编写员,六十年代初开始参加县书法展览,转瞬间,在书法园地耕坛了五十余个春秋。
书法创作当然离不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这些东西都是写字的基本工具,好似农民种田,必备锄头、镰刀、犁、耙。刚学写字时我就选择一些基本的书帖练习,后来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顾真卿的《祭侄文稿》,蔡襄的《洛阳桥碑》,赵孟的《洛阳赋》,邹德忠的《书法集》等,从中欣赏到楷体的苍劲浑厚,草书的剑拔飞扬,隶书的丰腴圆润,这些名家真迹像块磁铁吸引我进入探索书法的艺术宝库。
我的家乡素有“文献名邦”之誉,旖旎的自然景观留下历代许多书丹高手摩崖题刻、庙宇碑坊的墨迹,宋四大家蔡襄、蔡京和近代书法名家的佳作蕴含着深厚的书法文化底蕴,造就群众性学习书法的氛围。名家的作品对我启发很大。我结识求教过几位书法家,福州的赵玉林、余险峰,厦门的林懋义、余纲,莆田的余一石、方纪龙,仙游的余鸿、林懋忠等,他们的书品、人品、书风对我产生一定影响。余鸿先生寓所距我家半里之遥,每逢星期天,我必定登门请教,有幸当场观赏其蘸墨,下笔刚劲,字得入神,笔墨轻重,点线疏密,宛如春风和气,秋空行云,善以粗细多变的手法,使“余鸿体”的书法魅力得到完美的体现,令我折服,受益不浅。余老说:“笔法是书画艺术的基础,也是创作的精髓,气韵和骨力形成一定功底,书法自然就飘逸流畅,运用自如。”余老活到九十二岁谢世,但他执着追寻艺术的精神仍为后世所敬重。创作实践中我深深感悟到要坚持师古,秉承传统,沿着老师指导方法多学勤练,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才能找出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于是,我从学楷书入手,后学行书,转向隶书,摸着石子过河,一步一步走过来。
自古以来,诗书同源,字文相融,有“琴韵书声”之说。书法和绘画是有机组合,国画作品完成后,必须要配上诗文、书法和印章。可见,书法落款在国画上的重要地位。一方印章对书法和国画同样起着节奏和稳定作用。盖上印章后,书画作品就更为醒目和突出。打印章可以根据书画的布局选择打一个,或者打两个,甚至打多个,以书面需要而定,太多反而显得杂乱。再则,打印时亦可以配上“印语”,即是:“诗情画意”,“翰墨千秋”,“江山多娇”,“有志事竟成”,“长乐”等类的名言警句,这种印章亦叫“压角章”,书法落款也好,印章也好,压角章也好,都是为一帧书画作品锦上添花,更臻完美。
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我坚持边学边写边提高,不断探索,领略书法的基本要领。我拜读福建师范大学朱以撒教授的《中国书法名作100讲》、《中国书法博物馆》、《书法》和相关杂志,是我寻绎、效法、析赏的不尽源泉,从中吸取丰厚的营养,给书法创作赢得最大的自由和空间。在阅读时,一则妙趣横生的故事对我激发犹新。有人考唐伯虎在一筒烟工夫画百只骆驼,只见唐伯虎蘸墨落笔,画了一片沙漠,又画了一座山丘,山下一丛灌木,忽儿在左侧画一只后半身的骆驼,前半身被山挡住,又画一只前半身的骆驼,就停笔歇憩品茶了,眼看时辰逼近,大伙焦急之际,唐伯虎从容地在画面题诗“百只骆驼绕山走,九十八只在山后,尾驼露尾不见头,头驼露头出山沟”,谜团揭开了,大伙惊讶发笑,足见唐伯虎驾驶书画艺术的高超痕迹。这个故事使人从中窥见书画艺术原来隐藏着许多深奥的学问。
“学海无涯,书山有路”,当今社会,书法是一种时尚,一种文化生活,一种高雅艺术。在书法这块沃土,我永远是个耕耘者,仍把情感寄托在一笺宣纸上。数十年来,我与一些名家保持联系,递书求教,书写一些古今诗词格言给同学文友斧正,并收藏一些名家的书法作品析赏,参与社会书画笔会,以文会友,扬长避短,提升书艺。同时,参加县、市、省、全国展览,入选《全国首届文联著名书画家精品邀请展作品集》。
退休后,我在爬格子,沷水墨中深深体会到书法艺术能陶冶性格,表露心迹,寄托情思,是生活中一大情趣,亦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任管岁月荏苒,爱好永存,值此和谐盛世,陪伴砚台,临池笔耕,乐此不倦。 (张德成)